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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集体性心理焦虑，导致人们陷入一种互害模式，如见义勇为反而被诬告，所以人们现在在公共场所看见危难却视而不见，出现了集体性的心理冷漠。

在各项规范依据中，基本法解释制度最为密切的两项依据是：《宪法》第67条第（四）项、基本法第158条。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序言规定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第12条规定的高度自治权，已有的讨论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意义上，一国两制的法律内涵及其清晰的法律图景缺位，这是当下两制共存却沟通不畅、高度自治权运行有保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更广泛的认同的重要原因。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权的关系 基本法在第2条、第19条两次强调，香港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在第8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表 四次人大释法情况实践概括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享有完整性解释权，是其在我国法律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在基本法解释领域的体现。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常委会与香港特区法院有条件地共享解释权。首先阐述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介绍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格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中的主导性地位及其原因，这些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前提和基础。[20] 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2014年8月23日出席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40周年会庆典礼时，如是指出：摆在香港人面前的不是方案之争，而是香港与中央的互动模式之争。

由此，通过相对集中的解释主体，一方面来保障基本法获得正确、统一、有效的实施，另一方面排除其他国家机关通过解释权来影响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图 整全性的基本法解释制度图 这不是拘泥某一制的偏颇结构，而是融贯两制的整全结构。[66] 同前注63，孙谦、韩大元主编书，第78-79页。

全国人大解释宪法时应当严格宪法文本，综合运用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和权力分工原则，把握国事活动条款具有的自主性、象征性和程序授权性特征，秉持严格解释的立场。最后，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席在进行国事活动和接受外国使节时具有自主性，但这非意味着国家主席可以参与实质性的外交决策。[47]实际隐含着对国家主席以往外交实践的确认，所谓留有空间乃是授权国家主席一定的自主空间，为其开展元首外交提供宪法依据，以避免产生违宪的情况。以参加首脑会议为例，各国元首或者首脑举行首脑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加强彼此之间协作，因此会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谈判。

然而一旦法律付诸实施，其实效性将可能逾越修宪者的预期目标，形成客观规范效力。[30]2004我国宪法修改报告提到，增加国事活动条款旨在为元首外交提供宪法基础，其内涵亦将拘束后来立法者对该条款的理解与运用，某种程度上体现立法者对国事活动条款的宪法解释。

然而根据我国《宪法》第89条的规定，国务院负责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21]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以及外交实践，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建立外交关系须经两国政府协商后签署建交条约，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互派大使。三位一体权力结构的形成，既提高了这一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又为国家主席参与外交决策提供重要的平台，实现（实质上的）外交最高决策者与（宪法上）国家最高代表者的统一，事实上扩大国家主席参与外交活动的空间。

[60]此项授权有利于国家主席在元首外交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国家主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因此，接受外国使节虽是对国家主席的宪法授权，但是国家主席接受外国使节只是履行程序，并无实质的决定权。参见胡勇：《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这些都表明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具有的象征性和程序性特征。

[14]由此，三位一体权力结构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新的实践形态，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不成为宪法。1954年我国和1982年我国宪法均将国家主席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下，明确国家主席从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

国家主席和其他国家机关均应遵守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约束，并完善相应的制约与监督机制。1993年江泽民继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被选举为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正式形成，此后历经五届领导人更迭渐成政治惯例。

刘少奇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我国的元首制度做出说明，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建国以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建设的经验，我国是集体的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的职权由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主席结合起来行使，并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都没有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此外，国家主席在出访他国之后一般会以两国元首名义签署或者发布联合宣言、联合声明等文件，将会谈成果向世界公告，由此形成政治上的约束力，实质上为国家设定权利和义务。[1]1993年以来，国家主席积极开展元首外交的实践，也促使学者提出修改我国宪法，增加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条款，以适应客观需要的建议。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并没有规定在我国《宪法》第80条和第81条成为国家主席的职权，而是规定在我国《宪法》第62条第5项中，成为全国人大行使重大人事决定权的程序，因而只能视为一项程序性权力。因此，接受外国使节条款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美国学者埃尔默•普利施科在称之为总统个人外交（President Personal Diplomacy），see Elmer Plischke, Diplomat in Chief: The President at the Summit, New York: Praeger, 1986. [53] 张清敏：《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因而天皇不能干预国政，且他所从事的有关国事的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并由内阁承担责任，天皇无权行使有关国政的权能。最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国家表明国家主席的宪法地位。

事实上，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通过个人兼职的方式逐步实现的，而兼任者依据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职权时，具有各自不同的权力关系和问责逻辑。[59] 国家主席的代表地位，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象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是国家主权对内的最高体现。

对严重超越宪法职权，违背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提请全国人大作出是否调查的决定。此外，在日本宪法中，国事行为是对天皇依据宪法进行活动的统称，包含对内和对外的所有非国政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根据报告情况可提出相应的质询案。将两者相联系，无疑带给人们想象的空间。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两项职权并行规定的结构形式旨在强化解释宪法与监督宪法实施的一致性，宪法解释成为监督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设计。这也进一步说明天皇所从事的国事行为均为礼仪性和象征性的活动。

国家主席在宪法体系中作为独立的国家机构，其政治影响力和自主性亦将增强。然而这一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并不清晰，现实中国家主席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外交活动，也引起人们的不断思考：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是否超越了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如何对国家主席的外交活动进行监督等问题。

此处，将国事活动与国务院外事主管部门建立其相关的联系，说明国事活动应属于外事活动的范畴。[28] 《汉语常用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88页。

[34]面对学者基于不同视角的争论，笔者以为应当回归到宪法文本，从规范主义视角认识国家主席，进而理解国事活动条款。[29]因此所谓国事活动，是指以国家名义所举行的重大外交活动。

[27] 《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29页。[10] 我国宪法序言的表述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二是对宪法第81条进行国事活动条款的解释，即该条款自主性和象征性两项教义学特征，同时将授予外国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的活动纳入到国事活动的规范内涵之中。宪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在考量制宪者或者修宪者的规定意向及具体的规范想法，以探求宪法规范在法秩序中的客观规范效力。

立法机关依据宪法规定制定法律的过程，也是解释宪法的过程。[24] Larry Cati Backer, Party, People, Government and State :on Constitutional Valu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Party Rule of Law Syatem , Boa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0:331 [25] 韩大元等：《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7页。

外国使节的到来，不过仅仅是为了接替其前任，如果每次一到就召集议会或者一院，这种需要自然要比现行安排不方便很多。[24]然而，亦须看到该制度的运作也存在不足，如不同职位之间的换届并非同时进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时难以在宪法框架下进行协调。

有学者认为，国家主席的提名权具有实质的决定性。在民主国家，因宪法文本未明确说明、原初意图不确定、历史亦含混模糊而存在权力界限不明确的半阴影区时，应当诉诸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67]通过法定的宪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